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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经济指标全面好转，但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央行开始缩表，再加上资管新规导致银行表外业务不能直接投资非标产品，金融体系开始出现钱荒问题。

就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农业产出规模和农村地域而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最多的农民、幅员广袤和历史悠久的农村，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始于小岗村的大包干，这一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奠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家庭经营不是小规模农户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振兴乡村，要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进入 张晓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改革 。要推进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真正落实和保障农民财产权利。通过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使部分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能获取足够资源，有条件有可能在农业中创业、发展和致富，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次问题，夯实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基础，并实现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化。

所有权权能应是集体成员通过民主程序达成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应将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所有权从虚置到做实，探索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集体资产所有权权能的实现形式，消除所有权异化。须知，原来中国经济的目标非常单纯，就是赶超。

[1]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为贵州这个后发省份创造了发展的机遇，是基础设施高强度发展赋予了贵州赶上国家发展快车的能力，而贵州巨变又为国内后发地区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对于两湖、安徽、四川、重庆等地区而言，大规模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是合理的，制造业在这些地区能够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供给，能够实现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而形成新的大规模制造业集群，能够以有竞争力的成本供应全国、全世界市场。2017年，国内旅游人数上升至50.00亿人次，旅游总花费45660.7亿元。进一步考察，2017年末，中国全部就业人口77640万，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为20944万、21824万和34872万。

贵州赶超的初步成功，再次证实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路线的有效。[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139页国内旅游情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如果志得意满不思进取，如果我们自废武功，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就不可能鱼跃成龙，而是会陷入发展停滞，甚至更糟糕状况，而自废武功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风险。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贵州茶产业的飞跃，看到了这些年贵州特色果品的发展，看到了贵州酒业的增长神话，看到了不少内地投资者跑到贵州从事农业开发。要保持并不断增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我们应当让制造业主体聚集在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在第二产业中，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4635.5万，私营、个体制造业就业人数5661.7万，[8]制造业就业人数合计10297.2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3.3%。

就是在最时尚、最前沿的大数据产业，贵州的气候也成了发展的有利条件。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最突出的成果与表现就是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连年急剧减少： 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79万的44%。现在，摆在贵州面前的考验是如何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如何保持快速发展的竞争力，这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重大考验。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贵州 后发地区 。

贫困发生率1.7%，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5] 2011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149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69万的33%。

如果能与当地特色农业、特色工业（如酿酒）相结合，其经济价值还要成倍翻番。像贵州那样，充分利用国家工业化带来的新需求，发展特色产业，才是更切实的分享国家工业化发展机会的途径。

[6] 2018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到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已占全球总出口的12.76%，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一倍半、日本的三倍。[7] 三、启示与转折：从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里，贵州巨变对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可以提供不少启示。（初稿2019.2.15，修订2019.2.21，仅代表个人意见）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7》，第68页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第19页分地区年末常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然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即使是传统得不能更传统的衣食需求，工业社会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换言之也就是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赶超对象，我们的目标已经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2017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295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580万的8%。

2012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923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84万的26%。君不见，前些年，在某些文人笔下，GDP被丑化称作鸡的屁，要人民生活不要GDP的无知论调居然能够在一些媒体上流行一时，快速发展更被说成十恶不赦的罪过，723动车事故后这样除了煽情根本没有知识和逻辑的调子一度风靡：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倘若再经过加工，其增值还要成倍提升。不要忘了，许多曾经领先的国家制造业之所以没落，关键原因就是国内无效率、低效率分肥者过多，从而帮助了其它国家的后来者居上，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我们数代人血汗造就的制造业上重演。

[2] …… 置身还在快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贵州的发展环境与此前千百年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贵州不适合追求复制沿海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但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发展障碍在中国这个头号工业大国内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珍贵资源，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资源。[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7》，第68页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第19页分地区年末常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自然条件对于大规模发展粮食作物是不利的，自给自足也是做不到的，而传统农业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有限，贵州这类省份不能指望以可负担、可持续的成本从省外获得大量粮食供应。一、工业化改变贵州发展环境 在传统农业社会，贵州的贫困无法根本解决，因为人们无法改变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条件，这种自然条件是发展传统农业生产不可克服的障碍。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65页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第19页分地区年末常住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前言： 本文以《贵州巨变与后发地区发展路径》为题刊发于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时有删节，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2008年，中国制造业产出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8]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第110、112、11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

以至于一度严重阻滞、拖累了高铁的发展。但在已经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工业化社会内，大规模粮食贸易的有效销售半径大大扩展，很大一部分粮食需求完全可以依靠省外供应解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环境反而正适合发展某些特色经济作物，其收益不下于主粮作物，往往还更高。

2014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623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508万的18%。贵州这几年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发展比翼齐飞，相互促进，推动贵州人均GDP在最近几年实现了赶超，摆脱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连续数十年的人均GDP全国末位。2015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507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530万的14%。好在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阻滞，中国高铁如今的辉煌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但未来我们还会遭遇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明辨是非，永葆发展活力与干劲。

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1521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79万）比例高达44%。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精神需求上升，消费构成也正在经历剧变，服务消费占比持续快速上升，在农业社会里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旅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产业，而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 1994年，国内旅游人数为5.24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023.5亿元。

但在一些省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强行企图把制造业大规模搬迁到那里，最终只能造就一批吞噬财政补贴的无底洞，留下大堆经济与社会后患，还会拖累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效率与竞争力。昨日印巴空战，举世瞩目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快于全国农村增速，涵盖贵州的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等8个片区增速快于上年。倘若再经过加工，其增值还要成倍提升。